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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

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内外研究者多迻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殖民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然而，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一种先验性的普遍意义，而是由特定经验条件催生的规范性体系。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固然可用于解释西欧国家历史疆域和当代世界国家边界形成的一般过程，但亦应观察到，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历史应然的超越性，对于中国而言，前近代王朝国家“天下主义”的疆域观维系中国历史疆域形态的解释尊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无疑更具历史合理性。

关键词：中国历史疆域  王朝国家  天下主义  民族国家   殖民主义  

今日中国之疆域，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进而形成。探讨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及最终奠定的过程，科学地阐释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规律，对于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厘定及其规律等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出版或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20世纪90年代以降，迄至当下，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依然是一个学术热点，不过，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更为具体地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形成路径及规律等诸领域的问题，进而检讨“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国内外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依然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产生了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和学术意义上的争论，这不可避免地给当下人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造成了困难。

鉴于上述情形，本文拟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研究者对同一个“中国”拥有不同的理解，进而对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持不同的界定准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种理论的全部观点和结论应当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和研讨。不言而喻，要理解这一问题的生成，只有详细梳理它的学术发展史，倚赖于更多、更广泛的比较性研究资料，才会变得可能。为此，本文将在检讨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拟分“两步走”进行论证和研讨：首先，本文希冀揭示相关研究者在“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上呈现出来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困境”，以及天下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两个不同“中国”之悖论；接下来，出于这些原因，本文还将探讨摆脱此二困境和悖论的可能性，从而提出另一条研究理路，即从“在地化”的视角，基于前近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实践，探寻中国历史疆域之形态。

“中国”认知层面的“民族国家困境”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只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历史现象。17世纪以来宣称对特定领土排他性控制的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可被理解为一种高度独特的政治主张。这种权力的获得，最初发端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此作了制度性安排。彼时，欧洲各国政府承诺不再支持同所在国发生冲突的教友，——在最重要的宗教信仰问题上承认彼此主权，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愿意放弃某些政治目标，以此追求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协定认可免受外部干涉的自主权，各国得以强化“主权”。这种国家间协定改变了领土当局（territorial authority）和宗教群体（confessional groups）之间的冲突条件，使其有利于前者。据此可知，现代国家作为领土确定的政治统治力量，它的兴起部分依赖于国际协定；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学说，以及欧洲各国承认彼此内部权力和权利，在创建作为排他性占有组成部分的领土和权力新关系时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些国际认知使得国家内部的权力和政治走向“国际化”成为可能，于是，在这样一个受新国际法规制而形成的世界体系当中，民族国家被视为首要政治共同体，可为合法权力理解范围内的任何活动确立地位和制定规则。并且，理论意义上，由于拥有主权，每个国家能够自主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申言之，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之构建及其得到成员国之相互承认，只能被视作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特有历史现象；民族国家的排他性治理权力形成于具体的历史场景（欧洲）之中，而绝非预先注定，它只是到了后来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由一种仅通行于欧洲地区的“特殊主义”国家形态演变为风靡全球的“普遍主义”世界体系。

相较于近代欧洲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翻检中国历史文献可知，“二十四史”仅有一处出现“民族”这个词汇。或可这样理解，在前近代中国，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民族”思想并不明晰，惟强调文化之异同。因此之故，传统王朝国家处理类似现代族群、民族问题的时候，经常将其归于“夷”“狄”之类，并纳入文化范畴的框架范围内予以对待。这种处理方式固然有其不足，比如对边疆地区的“四夷”“边氓”“边民”持整体性歧视态度；然则其毕竟有可取之处，正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四夷”与“华夏”之间呈流动态势，并且可以互相转化，其前提均以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接受与否为标准。

然而，自从那种基于想象而设定的“民族”概念应用于近代中国社会以来，它将一些具有共同心理、共同语言、共同血缘的群体限定在一个既定的“民族”共同体之内，其结果，特定群体内的个体完全被固化，制约了不同群体间相互流动的可能性，因此而带来的问题则日渐凸显。不幸的是，近代的中国恰恰是沿着这一理路前行的。晚清以降，受西潮之裹挟，民族主义、民族学，以及相关的人种学、人类学等思想学说，经由欧美或通过日本相继传入中国。至五四运动时期，迎新去旧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破坏”蔚然成为社会流行的风潮。彼时，一群对西方文化、社会有所研习的社会精英基于自强、富国的目标，在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遽然抛却了固有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以儒家文化为基准的处理族群关系之道，一味地强调师法西学，然则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往往具有两面性。一般来说，“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必定遵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强调政治、领土疆界与民族界限的重合。基于此种理论，民国时期，多数中国人（无论是政府精英，或知识界精英）将中国复合性的“文明国家”特征当作一种累赘，认为其可能成为分解中国的危机根源。于是，他们基于“追赶”的心态，自觉地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塑造国民、构建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在阐述“历史上的中国”这一问题之际，隐约可见其线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无论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傅斯年，还是一介学者的顾颉刚，均致力于阐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线性历史观，并且勾勒出一条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线索，用作构建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华民族”，服务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征程。

现在看来，民国以来所勾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毋宁说是一种倒放电影式的自我构建之实体，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体系当中，“民族”一词从来不曾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用近代才出现的民族国家体系来对应中国古代历史编年，并以此标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考察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使用民族国家的领土观去认知传统王朝国家的疆域，或以民族的界限来框定中国历史疆域的界限，那么，用作界定中国历史疆域的那个“民族”是谁？我们注意到，至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肇端于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观、民族观与领土观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当前的疆域理论研究造成了冲击，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以至于形成了自我预设的“民族国家困境”。

讨论历史疆域问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困境”，有必要回顾一下近年来中韩两国学者围绕高句丽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论争——因中国“东北工程”项目将古代高句丽史纳入中国史范畴而引起的纠纷。彼时，中韩两国的部分历史学者对于高句丽问题这一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两国历史疆域问题的争论，逐渐表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并上升为对现实领土主权的声索。考察这一学术分歧之主因，乃是缘于两者不同的疆域观：中国学者基于当前领属的领土空间，使用“逆推法”，把历史上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生活过的民族均纳入本国史当中，并将这些民族生活过的区域纳入中国历史疆域；韩国学者秉持民族国家政治边界与民族边界重合的理论，基于“顺推法”，以历史时期某一族群为对象，考察其生活过的区域，并将这些区域视为本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于是，他们自认为本国的主体民族——朝鲜民族是高句丽的继承者，进而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准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出发，强调政治、领土疆界与民族界限的重合，故对中国提出所谓的“领土诉求”。据此可知，这一学术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议题”：无论是一些中国学者主张的“领土观”，还是一些韩国学者坚持的“民族观”，均基于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视角。

追寻上述困境形成之原委，关键在于研究者们对古代王朝国家认同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理解出发点的分歧。许纪霖、姚大力等人的研究表明，古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标准，并非以民族（族群）认同为标准；相反，他们是以王朝国家作为自己的效忠对象。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尽管追求政治上的大一统，但在文化层面，一国之内通常有多个民族（族群）单元共存，因此，统治者并不将“民族共同体”的界限视为规制疆域的标尺，——就此意义而言，古代中国疆域之确认，自然不能用“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去框套。另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绝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疆域亦经历了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其空间范围和族群形态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鉴于历史疆域是一个前近代时间轴上的空间范畴问题，考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疆域，自然不能依据当代中国的领土版图、基于当下的民族国家领土主权观念，去追溯王朝国家历史疆域的范围，否则必然会出现“时代错乱”的问题。

总体而言，检讨中国历史疆域研究中面临“民族国家困境”之根源，在于历史研究中对于“国家”的时代性误解，——多数学者习惯于用现代国家的形态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用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审视中国历史疆域。令人遗憾的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及其赋予的方法论解释不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路径及其背后的逻辑，它会在一个最基本的“中国”问题上陷入难以自洽的境地：学者们研究当前某一地区的历史，考察其历史疆域之演变，往往不自觉地使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话语体系、叙事方式去框套历史疆域的形态；这种被生搬过来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中的领土原则，自然与传统中国的历史疆域观扞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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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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